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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易明:“兴教寺拆迁” 颟顸遗产四大原因
发布时间:2013-04-20 16:24       文章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金易明         点击量:

核心提示:“兴教寺事件”牵动着无数网友的心,也牵动着佛教文化学者的心,他们出于学者的良知和中国人的良心,纷纷撰文阐述兴教寺不能拆迁,佛教僧团不能离寺的信仰根据,阐述尊重信仰的重要性。

  编者按:“兴教寺事件”牵动着无数网友的心,也牵动着佛教文化学者的心,他们出于学者的良知和中国人的良心,纷纷撰文阐述兴教寺不能拆迁,佛教僧团不能离寺的信仰根据,阐述尊重信仰的重要性。上海佛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金易明在文章中不仅为我们描述了大兴教寺不凡的灵气和庄重,而且指出四大缘由导致层出不穷毁坏文物的现象,屡见不鲜的颟顸遗产举动。  

  金易明(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大兴教寺事件佛教界敢于说“不”令人动容

  大兴教寺因申遗需要拆除重建的消息,在网络上激起了从未有过的热议,各种质疑的声音如排山倒海一般涌现。面对此,笔者感触颇深。

  其一,网络的力量确实不可忽视,曾几何时,历史上无数次的寺院被人为毁坏、侵占的现象,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国人缘于消息的闭塞,对此类事件连知晓权都没有,更无从谈及发言权了。

  其二,近来中国佛教界自“法海事件”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捍卫信仰神圣纯洁的自觉在不断唤醒,对社会上出现的侵犯教界合法权益,亵渎信仰神圣性的事件,能够站出来表明自身说“不”的态度,这次大兴教寺的事件,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大兴教寺寺院住持在内的组织和教界代表,都发出了应有的质疑之声。国人和有关组织对此事件的表现,令人动容,也激发着人们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提升拥有了憧憬,对民族觉醒和社会健康、积极价值观的确立抱有了期待。

  笔者曾经到大兴教寺去朝圣,在玄奘大师师徒的灵塔前抚今追昔,流连忘返之余,也徜徉于大兴教寺寺院殿堂之间,为寺院所拥有的中国西北寺院的古朴风格所吸引。这是一座位于古都西安城北近白鹿原的唐代寺院。虽然,寺院中除玄奘大师和其高足窥基大师和圆测大师的灵塔之外,其他建筑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尽兴衰,但站在依然矗立于少陵原半腰上的寺院中,西望神禾原,如一条巨龙做腾飞之状,下看樊川之地,若美丽的画幅铺展开来;南望秦岭,秀峰耸翠,依次排开,大兴教寺还是一派“地势开朗”的宏阔、博大气魄。我在寺院内看到过“兴教寺四至碑”,碑上记录说:“当差其寺地四至,东至韦村,西至江坡,南至官渠,北至原楞。”但经安史之乱及会昌法难后的大兴教寺,早在唐代即出现过“塔无主,寺无僧,游者伤目”的景况。

  如今的兴教寺,包括慈恩塔院、藏经楼、大雄宝殿及法堂、卧佛殿、樱花园等,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建立的,但其所拥有的不凡的灵气和庄重,浓烈的西北丛林风格,与大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草堂寺一起,构成了古都西安卓绝不二的寺院瑰宝。因此,无论寺院的建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新建的,还是保留至今的唐代原物,作为整个大兴教寺,因为其供奉玄奘大师灵塔之缘故,因此无不寄托着各国佛教信徒绵绵延续的情感,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涓涓流淌的血脉。正如作为玄奘大师译经和住锡之地的大慈恩寺,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中古到近现代,在各种因缘的作用下,如今的慈恩寺建筑,除大雁塔之外,早就非唐高宗时代的原物,但这并非表明,后人可以将慈恩寺随意处置,或辟为纯粹的旅游景观而消解其作为寺院的功能。西安市政府在大慈恩寺山门之外重新规划,新建具有盛唐风格的玄奘广场、贞观广场和开元广场,既保留了大慈恩寺,在修缮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中国慈恩宗祖庭的道场功能,而又在其寺院外建设景观广场,相映成趣地彰显盛唐风采,可谓一成功保护文化遗产、发掘文化遗产功能的典范。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未将大雁塔归入景观广场。众所周知,当宗教意义上的建筑与宗教场所相脱离,其神圣性和生命力必将被消解和堙没。

  同样在陕西,二十多年以前,当扶风法门寺地宫被发现,中国广大佛教信徒为埋藏千余年的佛陀指形舍利从幽暗的地宫从容走出,以其神圣的灵迹,接受全球佛教信徒虔诚祈愿而深感欣慰;中华民族为地宫所出土的大量令人炫目、无比璀璨的文物而倍感自豪。一座古典化的盛唐风格的寺院和相毗邻的同样风格的法门寺博物馆相继出现,而地宫上的法门寺砖塔,用原件修复成原样,更在巍巍关中平原上,矗立起神圣而隽永的丰碑。法门寺也因此成为全球佛教信徒和中华文化爱慕者的圣地。但好景不长,在佛教界一片质疑声中,前几年还是完成了法门寺景区的建设。这一项目之所以受到佛教界普遍诟病的原因,即由其既未关注到景区建设与寺院规模和风格的协调,犹未顾及到佛教信仰的神圣性表现特性所致。整个景区在仿造盛唐皇家陵园之“神道”建构的同时,却在神道之顶端植入明显具备现代抽象派建筑风格的佛陀舍利塔,在茫茫关中大平原上,非常突兀地矗立着菱形结构的现代建筑,令人匪夷所思。笔者也是经内行的提示,在仔细琢磨了一番后,方知是一双合十的手。将本来供奉于地宫中的佛陀舍利迁移出寺院,另外在景区建塔供奉,实际上是将神圣的佛陀与法门寺的隔离。信徒们在法门寺内无法朝礼佛陀舍利,却要走过充满商业气息的“神道”,坐着电瓶车前往供奉佛陀的灵塔,在一片茫然和费神揣摩中,去顶礼佛陀。佛陀舍利与寺院的脱节,而相应的法门寺博物馆和法门寺本身被挤到逼仄的偏远一隅。与那座抽象派的现代灵塔相比,原拆原建的、保持古朴原貌的法门寺砖塔显得是那样的轻描淡写、不值一提。

  笔者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大雨磅礴的日子,佛舍利移址安奉仪式举行的当天,从西安城到扶风城,一路上挂满了“庆祝开张志喜”的横幅标语,整个景区建设工程与其标语相映成趣地彰显着那些地方官员的执政业绩,但也无情地暴露着对待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物和佛教神圣敬奉者的颟顸态度,于短视和无知中完成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绩工程。

  而如今,如此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也许又要在大兴教寺重演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不应被粗制滥造的所谓“文化”所堙没

  听说大兴教寺与丝绸之路一起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因其拥有中国文化精英、可谓“民族脊梁”的玄奘大师及弟子窥基、圆测大师之灵塔缘故,应当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但由于在“申遗”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欲借此打造新的旅游景点,还需要拆除一些寺院建筑,改变寺院格局,甚至包括常住僧团将整体撤离寺院,因而使本来可以做得令佛教界得到安慰、令社会各界予以赞叹的明智之举,变成了一场偷梁换柱、目的可疑的商业运作。

  事件经过一周在网络上的发酵,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提出了自身的理由:为配合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大兴教寺所需要拆除的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即“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将在西纬村重新选址、规划。现有僧人吃、住的地方都将被拆除”。拆除的不是传说中的玄奘师徒三座灵塔,而似乎要表明的是,此举恰恰是保护玄奘师徒三灵塔的最好方案和规划。另一方面,不仅社会各界对此提出质疑,而且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此举,大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声明,西安兴教寺将退出陕西省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据李利安教授的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所谓的“重新选址、规划”一说,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这场兴师动众的大兴教寺事件,实质上是以“申遗”为名,以佛教圣僧为招牌,实施旅游景区开发项目,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业操作。事实上,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设立,其宗旨应该是明确的,即整合全社会的资本,为保护人类文明的成果,维护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这一作为是人类成熟的标志,因为,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历史遗产,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是全人类共同的物质或精神的财富,对于祖先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遗留物,当今的人们没有理由和权力将其毁坏。但是,由于无知或短视,在利益的驱动下,毁坏文化遗产的事件,不仅是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的常态,即使在当今也决非个别;涉及到宗教文明的遗产,有意无意的破坏、自作聪明的肆意改造、画蛇添足式的修缮翻新,在近二十年来尤其普遍。

  陕西拥有十三朝古都西安城,其所拥有的地上或地下的文物,可谓是最为丰饶的。其诸多的文物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利用,确实是摆在当地政府面前一项重要而棘手的课题。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执政业绩,是当地政府官员所需要考量的不二主题;历史所遗留的文物,其命运无疑将受制于经济利益和执政业绩的考量。笔者以为,全部问题的症结即归于此。如果有朝一日,中央政府能够如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下,决定将一个地区的环境状态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执政业绩考量硬性指标一样,将历史遗产的保护状况也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执政业绩考核指标,则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的命运会相对阳光而有希望。

  笔者以为,由当下大兴教寺的拆迁和旅游景观的打造,以及曾经发生过的兴师动众的扶风法门寺景区建设,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是否将被当下遍地开花、粗制滥造的所谓“文化”所堙没呢?这决非危言耸听,更非杞人忧天,而是已经在逼近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严酷现实,是已经成为现在进行时态的一种“罪孽”。

  毁坏文物、颟顸遗产的四大原因

  笔者以为,目前公之于众的大兴教寺景区建设方案,是令人遗憾的。这是对佛教神圣信仰与民族璀璨文化的漠视,是对民族精英及其历史遗产的颟顸;尽管项目开发方承诺不会去拆除玄奘大师师徒的灵塔,尽管有关部门声明将考虑僧人移地建设新的生活区。

  在此项目的规划和操作过程中,想必主持者不会不了解大兴教寺的历史,也不至于对玄奘师徒在中华佛教史上,以及更为宽泛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无动于衷。因此,景区如要建设,如欲建设,只能是在寺院范围之外,作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辅助、配套项目,予以建设,而在寺院范围内的建筑,应当尽量或搁置不动,或在有条件情况下,依照现有文献和唐代风格,以唐代的工艺、材质,对寺院进行修缮性的、保护性的、重现性的建设。

  毋容置疑的是,依照目前所给出的方案,那怕是退一步,保留寺院部分主要建筑,而将僧人异地安置,全面打造大兴教寺文化旅游景区这一做法,也是断然不可取的。其缘由有二:

  首先,大兴教寺是一个整体,是一座完整的寺院,其寺院的布局、建制、建筑,都是有型的和无型的文物;对寺院的全面改建和打造什么景区的作为,实际上是无视寺院的历史价值,宗教功能,是对宗教神圣性的漠视,对广大信徒信仰情感的藐视,也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精英的漠然。

  其二,宗教活动场所一旦离开神职人员,其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功能即归于消亡;佛教寺院,以住持僧众为主体,没有僧人的寺院,其寺院作为道场即归于消亡。一个没有僧人的寺院不能谓之寺院,一个没有香火和诵念的道场也无法谓之道场。正如没有僧人日日供奉、时时敬香、常常礼敬的法门寺景区,就并非法门寺,而仅仅是景区一样,缺乏僧人早晚梵呗唱诵、日夜香火灯塗供奉的大兴教寺,将仅仅是大兴教寺景区,而非佛教圣地。

  当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既定的民族共识。在已具备借鉴西方社会对待历史遗产价值观的时代,应该、而且也有能力参照其他民族在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屡见不鲜的、有意无意毁坏文化遗产的严峻现实予以深刻反省。凡去过欧洲者,都会为欧洲各国将现实发展与历史保护这层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以及悉心呵护、维护历史遗迹的成就所深深折服和真诚赞叹。我们可爱的祖国,与欧洲相比较,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有着同样厚重的物质与精神的积淀,有着相似的千年灾难频繁、战事连年,文明成果屡遭毁坏甚至毁灭的经历。但是,如今,欧洲与中国就历史文物保护、文明遗产维护保存的现状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并非单纯的保护技术手段、保障资金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相应匹配的举措上的。有人说,欧洲的古建筑是石头建筑,容易保存,而中国的古建筑是木结构建筑,所以难以保存。此观点不敢苟同,虽然面对火灾等,木制结构确实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但我们的建筑被毁,并非全系因为自然水火之灾;即使是毁于大火之中,这把火也并非仅仅是因为过失或自然所为,更多的是有意识的、主动故意的毁坏;东瀛日本至今存在的中国隋代时期的建筑,圣德太子主政期间所营造的纯木质结构法隆寺,至今完好无损,连寺院由草与泥混合而垒的围墙,也纤毫不损。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在泱泱大国之中却很少能找到一所那怕是纯粹的明清两代之前的寺院建筑,而认真严肃地反思吗?

  大兴教寺的“申遗”改造事件,并非个别现象。站在对待人类文明遗产所应有的严肃态度之高度,审视和检讨近二十年来各地在各种项目开发、旧区改造过程中对待历史遗产、宗教圣地的求新求豪华的观念和随意追求短期轰动效应性的思路,应该总结出一些令人深思的缘由,以期中华民族在“实现文化大发展”战略中,能够真正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贡献于这个纷繁的世界,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应该具有的努力。

  依笔者的管见,层出不穷的毁坏文物的现象,屡见不鲜的颟顸遗产举动,至少有如下四方面的缘由:

  首先是观念作祟,对于民族文化的漠视,对于历史的有意回避。一个有着悠久著书立说传承历史的民族,似乎不应该有回避历史的现象,但这却时时在发生着。我们传统中下一朝代为前朝记事成史,是否出于我们常津津乐道的“历史感”呢?从孔夫子先生开始创“春秋笔法”以来,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假象,我们的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服务的,是基于维护现实、肯定现实、用于现实而书写历史的。因此,对历史的摄取与舍去、接纳与唾弃、肯定与否定,张扬与回避,毁灭与保留,都只有一个标准,即是“现实”。君不见,恢弘的阿房宫在楚霸王那把燃烧了三个月的熊熊烈焰中,化为一捧灰烬;君不见,公元十世纪初,全球最为宏伟的唐皇宫、以及最为宽阔的朱雀大街,在黄巢起义军和一代枭雄朱温等所兴起的连年战乱中,被夷为一片废墟。中国历朝历代,曾经存在过多少皇宫建筑,而仅存的则是辛亥革命所保存而未遭厄运的清皇宫。新兴的皇朝为显示自身顺从天意所具有的合法性,而非谋逆、篡位、僭越,不可避免地要抹黑前朝、否定前朝,当这一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当前,前朝的遗物则不仅不能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文物与遗产予以保存,而且反而是作为威胁当朝、引发人们追思前朝、意图复辟的有害之物,故只有遭受被毁的噩运了。另外,一旦历史对现实的作用已丧失或变得可有可无,其文物、遗产的价值,除经济价值和效益外,似乎其作为文化和历史的意义都可忽略不论。这就是我们对待文物、遗产之基本态度的观念基础。

  其次是价值取向,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黄河之滨严酷的自然环境,铸就了民族崇尚实际,勤劳简朴、吃苦耐劳而又不擅想象的性格,关注实际、讲究实惠、趋向实在是民族的基本价值判断尺码。因此,凡事当前,现实的切身利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首选要素。目光短浅,贪图一己微利,缺乏宽阔眼界、宏大目标、长远考量,则是这种民族性格所滋生的难以克服的缺陷。对于文物、遗产的态度,也以这种现实利益考量的价值判断为尺码,则其关注的只是文物或遗产所拥有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文化价值,文明传承意义。以至于会闹出匪夷所思的毁掉真文物,化大钱制造假文物的怪相。但凡各地不断涌现的所谓“古镇”、“古城”建设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其三是制度建设,我国自改革开放后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来,国家出台了不少文物保护的法规。特别是1985年12月12日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相应的于1999年10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和制度可谓相对比较完备。但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体制,我们各级地方官吏的执政业绩考核中,似乎对这方面的要求并不明确。而当其在考核的主要指标的诱惑之下,为拉动当地GDP百分比上升,则将国家文物保护法规抛之脑后,凭自身的一厢情愿,发展那些粗制滥造的文化工程,以至于毁掉真古迹、制造假古迹的令人乍舌之举动,都会应运而生。

  最后是神圣信仰,中国现存的旅游景点,基本上过半数与佛教或道教相关,正如欧洲的旅游圣地一般都与基督教教堂、修道院有关一样。寺院本身即是社会各界聚会之场所,因此作为开放的旅游单位,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作为宗教场所的寺院与道观,首要的是宗教信徒修学过宗教生活的场所,是广大信徒神圣信仰的精神家园。而宗教活动场所所拥有的旅游价值,则仅是其信仰价值的衍生。试想,如果巴黎圣母院并非基督教的教堂,一代文豪雨果能以此为主题写就同名小说吗?而随其小说的畅销而一举名扬全球的教堂,如果不再是人们望弥撒、忏悔、祈祷的天主教堂,而仅仅是一个景点的话,那其吸引游客不远万里前往朝拜、礼赞,或前往观光、一睹风采的价值又在何处呢?当以供奉玄奘师徒之灵塔而享誉中外的兴教寺不再是寺院,而仅仅是个旅游景区,而另建的兴教寺中却没有玄奘大师师徒灵塔,试想这种局面是如何的尴尬和别扭?笔者可以负责地说,至少佛教信徒会深感心目中的圣僧受到了亵渎。我们不少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对信徒的神圣信仰无法理解,以至于无从与广大信教群众沟通,甚至认为信徒们有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之嫌。在此,笔者以为,是否信仰宗教是每个人的选择,那是自由的,但对宗教信仰神圣性的敬重感,对广大宗教信徒的信仰心理的理解和尊重,则是每个现代人都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如果有了这份敬重,这份理解和尊重,则许多莽撞的、漠视的、甚至是亵渎性的事件就会避免。

  大兴教寺的事件尚未尘埃落定,笔者愿意看到文物的保护、道场的如法能够得到尊重,也愿意看到“丝绸之路申遗”能获得成功。但前提是尊重,尊重历史文化、尊重文明传承、尊重民族情感、尊重法规制度;要害是理解,理解宗教信仰的神圣性、理解宗教信徒的急切感,理解社会各界的责任感;关键是担当,担当振兴民族的使命、担当守护文化的信念、担当依法履职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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