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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同契》的沉寂与显扬之因探究
发布时间:2014-02-13 10:30       文章来源:中国道教协会       作者:章伟文         点击量:

核心提示:然而,进入隋、唐时期之后,《周易参同契》却渐被世人所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原因究竟何在?


(资料图)

  道教史上有一个问题对于后人来说是难解之迷:《周易参同契》素有“万古丹经之王”的称呼,在东汉后期,《周易参同契》确立了道教的解易系统,但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然而,进入隋、唐时期之后,《周易参同契》却渐被世人所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原因究竟何在?

  《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沉寂的原因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沉寂的原因,学术界对之进行过一些探讨,如卢国龙先生就认为:“晋南北朝道教丹术对于技术层面的重视,掩盖了对于理论层面的应有关注。”①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道教的金丹家过分重视对于炼丹技术的探究,而忽略了对炼丹原理的理论思考,因此,《周易参同契》所讲的炼丹理论也就得不到道教教内外的认可。卢先生此说,对《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的沉寂之因,给出了合理解释!

  除上述原因之外,《周易参同契》在魏晋的沉寂,是否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作为汉代黄老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周易参同契》的命运还可以和两汉黄老思潮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来思考。汉代黄老思潮的兴衰,与历史时势紧密相关。汉初之所以实行以黄老思想治国,主要目的在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被长年战乱所严重破坏的生产力;西汉发展至武帝时,不再以黄老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是适时地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故武帝后,黄老道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东汉前期,光武中兴,亦面临战乱后的重建问题,黄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重新被统治者所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黄巾大起义失败后,统治者深惧黄老思想,故而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周易参同契》,可能在当时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从《周易参同契》中可以得到一些证明:如其谓“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又说“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何以要“委时去害”、“化迹隐沦”?因为《周易参同契》具有鲜明的黄老思想特色。在汉末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思潮,其合法性皆受到一定程度地质疑,这种情况发展到魏晋,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正是为何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易学的发展史来看,由于汉代象数易学的日渐繁琐和神秘化,在经历了两汉的充分发展后,至魏晋时期,汉代象数易学走向了它的反面,被以王弼以代表的玄学易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学风由繁琐趋向简易的变化,并且所讨论的理论话题也有着重大的改变。由于受佛教传入的影响,理论界逐渐抛弃了对汉代天人感应问题的讨论,进而将关注点转向了探讨现实之后的本体问题。魏晋玄学吸收了佛教重本体思考的理论思路,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有无本末的问题,对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思考,这个思考是通过对《老》《庄》《易》三玄之学的阐发来进行的,因玄学的话语系统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周易参同契》不合时宜的汉易象数学话语系统不为时代所重,故不能不相对地沉寂。当然,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周易参同契》虽不是魏晋六朝时期的显学,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葛洪的《抱朴子》、《神仙传》,陶弘景的《真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仍然对之有所提及。

  隋唐之后《周易参同契》影响扩大

  隋唐时期,道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新、旧《唐志》已有对《周易参同契》的记载;在唐代,直接出现了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两种外丹注本,即托名阴长生的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的注本;在当时的很多炼丹的著作中,直接称引《周易参同契》中句子的情况较为普遍。

  为什么隋唐之后,《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会逐渐增大?我们对此做一简略分析。从思想史和道教史的发展角度看,受佛教中观“有无双遣”思想以及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六朝后期至隋唐时期,道教中有“重玄”学派的兴起。所谓“重玄”,取自《老子》首章所云“玄之又玄”,并以之而开宗明义。唐代道士成玄英、李荣是“重玄”学派的重要代表。重玄学比玄学更进一步,玄学兴起的原因在于探究现象后面的本体的需要,以求得为现实制度和生活立法的功效,它一般是在有与无的范畴之内来讨论问题的,在其虚无、逍遥的学风中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的情感在其中。重玄学虽也是为了求证最终的本体,但这个本体在确立的过程中,排斥任何的规定性,既不“贵无”,亦不“崇有”,也难说就是“独化”;其用来论证本体的方式、方法主要是“否定”。仅就学术思辨的水平言,相对于魏晋玄学,重玄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重玄学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立法,不是为寻求现实制度的根据而建立,它侧重于引导人们去除对现实的执与滞,直接契入本体。应该说,道教重玄学更近于佛教中观学的出世主义,而与道教一贯重视现实教化的传统有所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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