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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四杰
发布时间:2014-05-07 16:58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海文         点击量:

核心提示:公元7世纪,有四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他们不算孟学史上的大人物,但同样吸吮过孟子的思想营养,体察过孟子的生命情怀,为后人留下一组朴实无华的孟学史片段。

 
王勃


        原标题:孟子与“初唐四杰”

  公元7世纪,有四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他们不算孟学史上的大人物,但同样吸吮过孟子的思想营养,体察过孟子的生命情怀,为后人留下一组朴实无华的孟学史片段。

  四杰之中,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650—676?)可能年龄最小,且英年早逝,却排名第一,成就高于其他三人。《王子安集》有两篇文章提到孟子:

  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卷4《上吏部裴侍郎启》)

  有时无主,贾生献流涕之书;有志无时,孟轲养浩然之气。(卷5《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何谓“遗雅背训,孟子不为”?清末学者蒋清翊(生卒年不详)注云:“未详。”孟子之本事难详是一面,王勃之用意明显又是一面:“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上吏部裴侍郎启》)换句话说,对孟子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文以载道”观,王勃心有戚戚焉。立言的层级低于立功,但儒家知识分子何尝不想建功立业?东晋袁宏(328—376)的《三国名臣颂》有言:“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晋书》卷92)王勃化用袁宏此语,既是自身心迹的写照,更揭示了儒者的政治抱负与现实际遇两者间永恒的困境。凡是儒者,谁不被“有道无时”或者“有时无君”这些困境所包裹?一旦被包裹,就会从立功自觉地退到立言,进而把立言与立德紧密联系起来。《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就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明于此,王勃可谓唐代的孟子,孟子可谓战国的王勃!

  
杨炯

  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杨炯(650—693后)与王勃同龄,曾为王勃的诗文集作序。王勃乃隋末大儒王通(584—617)之孙,所以,杨炯的《王勃集序》写道:

  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闻风睹奥,起予道惟,摧摩三古,开阐八风。始摈落于邹、韩,终激扬于荀、孟。

  《中说》(又名《文中子》)仅有《立命篇》提到孟子:“董常闻之,谓贾琼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则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归哉?’”董常(生卒年不详)虽是王通的得意弟子,但王通与孟子究竟有何关联,却是思想史上的一大疑团。杨炯这里给出了解释:“始摈落于邹、韩,终激扬于荀、孟。”王通先是排斥弃绝于邹衍、韩非的理论,最终激动振奋于荀子、孟子的学说。这类解释影响了唐末的皮日休(约834—约883?),《皮子文薮》卷4《文中子碑》就径直认为王通承接了孟子的衣钵:“故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夐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

  受时代所限,杨炯没有像董常那样孔孟连称,但他提供了另一种形态的“孔孟”说法,十分值得注意:

  高台下泣,孟尝君之恻怆可知;梁木兴歌,孔宣父之平生已矣。(《杨炯集》卷8《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

  孔宣父既祥五日,弹不成声;孟献子加人一等,县而不乐。(《杨炯集》卷9《李怀州墓志铭》)

  “孔”即孔宣父,还是孔子。“孟”则不是孟子,而是孟尝君或孟献子。后一句话,清人董诰(1740—1818)等编的《全唐文》卷196《杨炯(七)》作:“卜子夏既祥五日,弹不成声;孟献子加人一等,县而不乐。”同一作品有不同版本、不同表述,实为思想史平添了些许曲折。深究这些曲折,乐趣亦在其中。

  杨炯还有《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一文,亦与孟学史有关。其序云:“每献岁发春,日南长至,群从子弟称觞上寿者,动至数十百,未尝不欢言善诱,借以温颜,侃侃焉,誾誾焉,有孟母之风焉,有敬姜之诲焉。”其铭曰:“宋云孟母,鲁季姜兮。”西汉时期,先有韩婴(生卒年不详)的《韩诗外传》卷9,后有刘向(前77—前6)的《列女传·母仪篇》,极力表彰孟母。杨炯拿孟母之风来褒扬李氏,即是这一传统的体现。

  
卢照邻

  幽州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卢照邻(630前后—680后),其诗文集《卢照邻集》有三篇文章提到孟子:

  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卷6《驸马都尉乔君集序》)

  自获麟绝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后,直至贾谊、相如。(卷6《南阳公集序》)

  孟轲偃蹇,为王者师;范雎匍匐,为诸侯客。(卷6《对蜀父老问》)

  卢照邻以孟、荀接踵孔子,此乃思想史的通识。盖因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已为后世确立“孟荀齐号”的基本语法。可卢照邻为何跟杨炯一样先荀后孟,而不是先孟后荀呢?先荀后孟,意味着唐初荀子的地位高于孟子吗?如果未能穷尽史料,这个问题就不能作答,只能暂时放下。

  “孟轲偃蹇,为王者师”,典出西汉扬雄(前53—18)的《解謿(并序)》:“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汉书》卷87下)《对蜀父老问》还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易时而处,失其所矣。”这是对《孟子·公孙丑下》的显性—匿名引用:“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4·13)卢照邻眼里的孟子,实则尊王贱霸的典范!

  
骆宾王

  四杰当中,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骆宾王(约627—约684)年纪最大,也是惟一的南方人。前三杰都实名评述过孟子,骆宾王则只是显性—匿名用过孟母断织这个典故:

  某篠派庸微,桐岩贱伍,讬根邹邑,时闻阙里之音;接閈雩津,屡听杏坛之说。加以承断织之慈训,得锐志于书林;奉过庭之严规,遂容情于义圃。(《骆临海集》卷7《上兖州张司马启》)

  能用断织一典,骆宾王自然知道孟子。《骆临海集》对《韩非子·显学》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亦做过引申:

  棘寺游三礼,蓬山簉八儒。(卷4《久戌边城有怀京邑》)

  洎乎大义既乖,斯文将坠,于是八儒三墨之道,异轸分驰;九流百家之文,殊途竞爽。(卷9《对策文三道》)

  八儒有孟氏之儒,一般认为指的是孟子一脉的儒家。孟子是距杨墨的,但骆宾王却情深于另一种“杨墨之道”,尤其对杨朱情有独钟:

  苟斯道之不坠,亦何患乎无成?而欲图侥倖于权重之交,养声誉于众多之口,斯所以杨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穷途。(卷8《答员半千书》)

  晨风轸孙楚之情,岐路下杨朱之泪。(卷9《初春邪岭送益府窦参军宴序》)

  在过去的思想史传统中,“距杨墨”属于大传统,另一种“杨墨之道”属于小传统。骆宾王虽然没有批过大传统,却同情小传统,这种现象在孟学史上绝非偶然。跟骆宾王不同,卢照邻甚至对大传统里被批判的墨子深表敬意:

  削迹伐树,孔席繇来不暖;摩顶至足,墨突何时有烟。(《卢照邻集》卷4《五悲·悲今日》)

  门有张公之雾,突无墨子之烟。虽吾道之穷矣,夫何妨乎浩然。(《卢照邻集》卷6《对蜀父老问》)

  另一种“杨墨之道”实际上源远流长。笔者的《另一种“杨墨之道”》(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8日第15版《国学》)曾指出:“《墨子》《吕氏春秋》勾画了墨子之‘悲’一线,《列子》《荀子》勾画了杨朱之‘泣’一线;两条线汇聚到《淮南子》,最先完整地建构了另一种‘杨墨之道’;其后,阮籍、孔稚珪把它进一步固定了下来。”这里要更正的是,比阮籍(210—263)更早,东汉荀悦(148—209)的《汉纪·孝元皇帝纪下》说过:“杨朱哭多岐,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更要补充的是,连大孟学家戴震(1723—1777)也觉得另一种“杨墨之道”令人感喟。其《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理》有云:“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由此可见,只拿党同伐异的“距杨墨”做文章,而无视乃至漠视另一种“杨墨之道”对于个体生存的真切感受,那类孟学史研究至少是不够完整的。

  检视“初唐四杰”留下的孟学史片段,其有特点者,乃杨炯、卢照邻先荀后孟的提法;其有深意者,乃卢照邻对墨子、骆宾王对杨朱的了解之同情;其有回味者,乃王勃对袁宏语、卢照邻对扬雄语的化用。

  但是,“初唐四杰”未必深入研究过孟子,孟学甚至根本谈不上是这个诗人共同体的突出特色或核心优势,所以,其孟学观整体上朴实无华,可视为传统的积淀与敞开使然。孟学史绝对不是每一时段都会节节上升的,毋宁说,重复的传承或传承的重复乃是孟学史演进的常态。有此常态,孟子才会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中;常态不断地积聚,孟学史才有可能获得突破与飞跃。后人对“初唐四杰”反反复复的再阅读,同时亦是对孟子持续不止的再理解,量变—质变的辩证法就蕴含于其间。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诗句来说,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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