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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特征
发布时间:2014-07-28 14:41       文章来源:辽宁大学学报       作者:王文元         点击量:

核心提示: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

  
孔子教弟子(资料图)

  原标题:儒家文化之精奥之一:求美求善求仁义

  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明于理而蔽于形。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追求“有言之美”是儒家特征。

  追求“有言之美”是儒家特征。孔子以整理删拾古籍而著称,后人效法之。中国有不沾文字之道家,无不沾文字之儒家;有纯粹的儒家文学家,无纯粹的道家文学家。一流的儒家做学问,春玩其华,秋登其实,心物合一而归于美,心态酷似佛家论世,不落我执之窠臼。这是因为儒家抱着强烈的求美之心,与美为伍足矣,“济世”属于意外收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能治国、平天下的少而又少,实际上儒家的骨子里无不以求美为其人生追求)。

  儒家的道德文章是求美的标准注释。形成儒家好文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审美载体。汉字不是抽象的工具性符号,而是具体的富于文化与美学价值的信息载体,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儒家与道家之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尽量贴近与汉字的距离,与汉字结为一体;后者则尽量排斥汉字,尽量疏离汉字(实际上做不到)。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亲近汉字的一家,也是最擅长驾驭使用汉字的一家。儒家士大夫的文章,阅之动容,诵之沦髓。

  世间之物,凡美必善。求善乃求美的另外一种方式与路径。儒家所主张的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读书是善,写文章是善,作诗是善,做对子是善,游山玩水是善,聚会是善……因为这些举动都会直接或间接把人引向善。善从来都不独居中心,只有阐释学意义上的“善心”才真正对人有意义。可以说儒家叫人在不知不觉地行善,而非刻意地行善(如同佛家施舍穷人那样)。

  孟子的性善论,其价值与意义在于让人对其进行无数种解释,让人在无形中将行为定着于善。在这点上,儒家做得无懈可击。儒者言必斯文,行必检点,思必内敛,最终必归于善。读书、写文章、作诗等都是教的具体方式,这种“教”比在规定的场所接受的“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可操作性。由于儒家广施这种“教”,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不教而教,不学而学的氛围中。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教”已成为一种近于国民性的东西,耳濡目染着每一个中国人,避之亦难。这种无须投资的“教”为中国节约了大量教育成本与人际关系成本,是一种大智大慧。

  “教”之核心在善。

  “教”之核心在善。因为“教”针对的是无序与权力霸权。有人以为中国历史完全是由权力决定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皇权专制之下,权力决定了中国的利益格局,而人格的顺位并不单纯靠权力,主要靠的是“教”。自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一直有两个价值标准,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道德(“教”的程度)——中国人给了道德家一条出路,使得无权者亦可得名。在中国,被后人尊重的往往不是帝王,而是文学家、学者与道德师。帝王中最显赫的是李世民与赵匡胤,但此二人的名望远不及孔子、屈原、司马迁。重文是中国的传统,文高于武是中国的法则,帝王亦无可奈何。在某中意义上,由于儒家的强大,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独立,这是很了不起的。满清入关,屠城杀降,不可一世,然而不能不臣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能不继承流布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传统。说儒家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为过。

  由“教”达“善”的文化是西方所没有的,因为它不可以用科学方法造就,东方文化之不可替代性正表现于此;现代不能替代传统,亦在于此。现代人种种恶行(坑蒙拐骗与欺世盗名)都是反传统逆流中泛起的沉渣。清扫这些沉渣的最佳方法就是恢复由“教”达“善”的文化传统。

  仁义乃善之理性化的表述,也是美的最终归宿。儒家之仁义不同于西方之博爱或泛爱。可以说各有所长。在达到仁义之前,中国由“教”达“善”的文化传统几乎十全十美,问题出在“仁义”这个环节。何以言之?因为即使孔子思想中的“仁义”也将由“教”达“善”的方法与意义局限化了。仁义不具有“教”与“善”那样的广延性。“仁者爱人”是对的,然而所爱之人皆具体人(父子、君臣等),而非广义之人。

  不过,尽管仁义有此疵瑕,仍不失规范行为的有效手段,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特殊性可以被迁移到一般性上来,从而在一般的范畴发挥作用。好的东西,即使不完备,也比没有好——如果这个原则成立的话,应该断定,仁义可以与“教”与“善”连接在一起,形成:

  教——善——仁义

  站在脱离一般文字的角度上评价这一因果联系,仁义之说与仁义之事不完全是一回事。“仁义之说”可以褒贬由人,见仁见智,而“仁义之事”高于“仁义之说”,它指征的是:怀仁爱之心,行正义之事。儒家的“仁义之事”绝非口号,它是通过非常具体的手段与方式实现的。比如对死的态度。死乃人之常伦,不可免也。对儒士来说,杀身求仁是死的最佳归宿。儒家的杀身求仁与现代邪教的争做“烈士”毫无共同之处。儒家之杀身没有一例是自戕或无谓送死,都是在两难中做出的抉择(屈原、方孝孺为典型代表)。如果他们不选择死,就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随波逐流,这与儒家的“教——善——仁义”之人生路径背道而驰,与儒家的以“名”(哪怕是死后之名)与“权”分庭抗礼的思路格格不入。其实,“杀身以成志,仁也”《(国语?晋语二》)的情形少而又少,多数情况是为仁而牺牲享受(如陶渊明、苏东坡、李白、杜甫)。总之,仁义是道德诉求而非人生目标(这一点与邪教异)。儒家士大夫之“教化”无微不综,其至尊至诚,其他文化孰能?

  仁贯穿到日常生活中,使得中国人产生很强的精神寄托,通俗地说,中国人不做大官却可以成为大人物,这是因为仁义道德独立于权力,不在同一个价值范畴之内,这就大大拓宽了人生之路,使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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