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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4-02-14 14:12       文章来源:家国网       作者:佚名         点击量:

核心提示:从古至今,文人墨客总是离不开酒,诗坛书苑如此,那些在艺术界占尽风流的书画家们,更是“雅好山泽嗜杯酒”。

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总是离不开酒,诗坛书苑如此,那些在艺术界占尽风流的书画家们,更是“雅好山泽嗜杯酒”。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那么它又何尝不是一个酒文化浓厚的国度呢?酒在我国源远流长,饮酒在国人的生活中早就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俗话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人们乐时饮酒意在欢庆,愁时饮酒旨在除忧。酒可品可饮,可歌可颂,亦可入画图中。

  纵观历代中国画杰出作品,就有不少关于酒的题材。可以说,绘画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只是绘画,书法更是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法家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往往就在醉时吐出胸中墨,酒酣后“解衣盘薄须肩掀”,一任天机,淋漓挥洒,神行纸上,从而作出一幅幅精品,这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浪漫色彩的佳话和艺术珍品。在这里,酒已成了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不论富贵贫贱,通达潦倒,欢喜哀愁,都离不开酒。饮酒与文化,更是纠缠在一起,千百年来水乳交融。中国文人嗜酒的最初记录已无从可考,在诸子争鸣的战国,这一现象并不明显,虽然有过一些爱酒的侠士,但他们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得文人,真正将文化与酒并在一起,大概应从士族的初兴算起,应该是从汉代,但在汉代,流行的是赋,赋篇幅长,又兴排比铺陈,讲究语言华美,借一时的酒兴大概不易成功,因此,当时并不十分流行。

  但士大夫清谈之中常以酒为伴,到了魏晋时,从曹操开始,酒便步入了文化殿堂。曹操写诗如老将,悲壮苍凉,当然非有酒不可,在他的传世名篇《短歌行》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句子。继曹操之后,建安七子也纷纷继承曹操的诗风。到了竹林七贤的年代,这些怪诞的文人由于对世道、统治者的不满,更是与酒为伍。他们大都饮酒不节,借酒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抒发表现自己内心孤独、空幻的生命体验。在竹林名士中,阮籍、刘伶饮酒最为狂放。阮籍每饮,必至大醉,有时数十日不醒。刘伶更作《酒德颂》歌颂酒神的伟大和壶中天地的自由。

  真正中国文化与酒的结缘,还是由这些与士族相对的潦倒文人带引的。东晋时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亦是好酒者,曾作饮酒诗数篇,以抒情怀。有传闻轶事,说陶渊明素憎官吏,一日有某官欲结识陶,多方设谋均未果,最后在路途之中设一酒亭,引陶上当,陶渊明虽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挣不脱酒的诱惑,终致上当。这则轶事可信度相当之大,因为陶渊明为官之际,就曾将俸禄中的米改为种黍,以便酿酒,他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喝酒。

  也许,正是因为有好酒相伴,才能写出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精彩的诗句。酒与文化的结合,最为人熟悉的还应是李白。李白生活在盛唐,国富民安,盛行侠气。侠以豪放重义而为侠,酒当然是最好的陪衬。李白常“拔剑四顾心茫然”当然亦是侠中一员。李白一生写诗无数,为人更是大气放浪,他与酒甚至比他与诗的关系更紧密,几乎是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虽然酒曾使他命高力士脱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性命,但亦是酒,使他为中国后世文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且不说“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等诗中体现的他与酒结缘的生活,我们来看看他饮酒的代表作《将近酒》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拍岸,气势之胜空前绝后,唯有李白此等以酒为生的豪迈之士才作得出此等篇章。

  张旭酒后草书唐朝的豪迈之风,宋朝仍有延续,苏东坡、辛弃疾、黄山谷等一大批文人,也都是慷慨悲歌之士。“诗酒趁年华”是苏东坡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乌台诗案”他大难不死,出狱后被贬黄州,他描述自己的一件乐事: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在贬谪中能如此对待生活,可见其旷放胸襟,乐观态度。

  对于南宋爱国文人来说,酒更强烈地激发了他们决心抗敌报国的豪情壮志。陆游的“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在醉中听到表现边塞壮士生活的《出塞曲》,诗人恨不得立刻去前线杀敌报国;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中抽出宝剑在灯下看了又看,那种战斗前夜的激动难宁,那种要把敌人斩尽杀绝的必胜意志由此而现。由于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酒也时时触引他们的悲慨:张孝祥的“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就充满了沉痛之感。在宋朝另有一种借酒挥洒的文风,这在婉约词派中最为明显,他们与苏轼的“把酒问青天”及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风雨十年灯”截然不同,从温韦到五代的李后主再到柳三变、姜白石,皆是此类因酒感伤的文人。温韦的花间词中,酒或是温柔缠绵,或是感世伤怀。

  到了李煜,酒中就只有伤逝了,他少以酒入诗,但对故国的留恋与对眼前事的感伤,却又带有深深的醉意,如他的“人生长恨水长东”、“垂泪对宫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等,似乎都是借酒浇愁之作。而柳永,终日混迹于庙街酒坊,含泪而歌,潦倒不堪,日子过不下去,当然要以酒解闷,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柳永词多而精,拟把疏狂图一醉,“强乐还无味”的句子也不少,他一生飘零,自然是比不得晏殊在自家的后花园酒足饭饱去唱“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富态。

  整个宋朝文坛,因为国仇家恨,酒中的抑郁与愤慨总是多于高歌与满足的。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酒,一般来说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人自身,由于文人以自己的视眼及单纯的思维方式关注世界,必然有万千种他们不愿目睹的现实,借酒,只是聊以淡化这种美好愿望与现实反差所造成的不平衡;二是现实所造成的,例如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他们也并非刘伶类狂生,只因迫害重重,才不得不终日与酒为伴,以保护自己和减轻清醒时的痛苦;三是文化圈子中积淀下来的酒情结,使得文人们以酒为亲,将酒纳入文化,成为创作的一部分。酒与中国文人关系的紧密有害?有益?不得而知,然而,古有李白借醉捞月失足溺死,近有古龙一生嗜酒死于肝癌,酒与文化可以为友,却不可为一体的,都酩酊大醉了,或是都死于酒下了,谁来写诗,谁来为文,谁来支撑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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