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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记》曾是古代日本重要教科书
发布时间:2014-07-17 16:43       文章来源:津报网-天津日报       作者:孙卫国         点击量:

核心提示: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

  
《史记》(资料图 图源网络)

  原标题:《史记》曾是日本古代教育中重要的教科书

  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目标,甚至是议论朝政参考的对象。

  《史记》传入朝鲜半岛

  司马迁的《史记》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学著作,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世子侍讲、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史记》是必读书籍。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廷也举行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大臣往往借讲史之际,联系现实政治,提出参考建议,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时期,领事鱼世谦对国王说:“进讲《史记》,欲观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恶也。”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同时,朝鲜还从《史记》中编选了许多著作,而以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的《史记英选》最为引人注目,其内容选自《史记》。此书虽为史抄之书,但出自朝鲜国王正祖御定,长期为其宣教所用,此后更被奉为经典,指令群臣朗读背诵,充分体现了此书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记》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史记》之创作规制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

  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乃编年与纪传二体。在讨论纪传体时,都首先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开创之功,后世纪传体史书都遵循司马迁所创设的规制。“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这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学人就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乃是“迁、固之遗”,完全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

  《史记》传入日本 是重要的教科书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正是他们把《史记》带回了日本,这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史记》传入日本后,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过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604年,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思想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其“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史学史上最著名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是江户时代水户藩德川光圀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此书1657年开馆,一直到1897年才基本完成,最终于1906年出版,历时250年。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终结的日本史,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录五卷)。此书乃日本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书多方面模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纪传体史书。为天皇立本纪,为大臣立传,亦根据日本社会的情况,设立一些特殊的类传;根据日本特点,对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进行改进,编成十志。在义例与正统方面,我国古代正统论是应王朝更替而产生的,这与皇统万世一系的日本有着根本差别。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国史书的特色,也有自身的特征。

  总之,在传统的东亚世界中,《史记》是各国君臣与儒生必读之书,也是他们议论朝政的重要依据;同时借助阅读《史记》,强化其正统思想。在编撰史书之时,无论是塑造本国与本朝的正统性,还是在史书体裁、史料上,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史记》深深的影响。《史记》在传统东亚世界的政治与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作者:孙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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