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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甲午之战
发布时间:2014-03-24 20:51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刘刚         点击量:

核心提示:翁同龢收拾李鸿章很卖力,说:他李鸿章不是治军数十年,屡战屡胜吗?如今,他办的北洋海陆两军,不是如火如荼像他说的那样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怎会不堪一战呢?

  
甲午中日海战宣传画

  近代财与兵

  湘人皆有虎气。独坐江山如虎踞,枪杆子里养精神,此为曾氏;时来我不先开口,运去哪个敢作声?更似左公。李鸿章居江淮似狐狸,手握江南,坐于渤海湾,与慈禧同治,共朝廷“合肥”。

  当朝廷赐李鸿章顶戴花翎时,李便悄然一变,成为帝王家的“同治”了。花翎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眼”,指孔雀翎上眼状的圆,一圆为一眼。清初,施琅降清,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平定台湾后,辞掉靖海侯爷不做,反求以内大臣享受戴花翎,不居功臣,愿为家臣,朝廷当然欢迎。收复台湾,这么大的功绩,只换来个单眼花翎,可见花翎何等身份。本来,王公大臣无需顶戴花翎,后也来争要,因为花翎不光是身份标示,还是荣誉标志,王公们都来争之,而李鸿章居然就有这么一顶,可见其何等荣耀。

  人们说李鸿章误国,多责以甲午战事,其实甲午战败,是李与慈禧同治所致,是慈禧先误了李,李才误国的,李固难辞其咎,但根本还在慈禧。可推倒左宗棠,则是李与慈禧合力,而主动权握在李手里,掂量轻重,拿捏分寸,予夺生死,皆出于李的手筋。

  李鸿章下手狠,以为能赢家通吃。他这样想,并不稀奇,因为胜利使人弱智。赢家眼里惟有战利,忘了对手的存在才是自己的前提,打倒了对手,就等于取消自己存在的依据。因此,高手过招,理应妥协大于对立。对立双方,同生共存于一个大局里,妥协方能维持。其势不两立,则大局危矣!这就是所谓的要识大体,顾大局。

  所谓大局,不光是一对矛盾,更是一种生态,顾全大局,就是既要解决矛盾,也要保护生态。所谓胜负,不过是在同一个大局里,此消彼长,一进一退,大局一坏,即无所谓成败。可怜曾国藩立下个复兴之局,撑起汉家江山,哪曾想到就这样被左、李之争加上慈禧的“拆那”给破了。

  可慈禧是个“拆女”,拆是她的拿手好戏,一旦擅权,怎肯与人同治?下一步拆谁?当然是李,拆到临头,李知也不知?为了拆李,慈禧利用了“翁李之隙”。

  “翁李之隙”的由来

  翁、李之间那一段恩怨,缘起于发、捻之乱。

  翁同龢兄长翁同书,时任皖抚,被发、捻夹击,左顾右盼,结果因“待援不至,待饷不来”而弃定远。定远乃“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地,定远一失,使发、捻连成一片。他逃到寿县,又被发、捻军追至,靠了在城内办团练的员外郎孙家泰和蒙时中率众抗战,才得以人在城在。但孙、蒙二人,因与练首苗沛霖有矛盾,故苗练常来骚扰,朝廷以苗练势大,且向来反复无常,担心谋反,密令翁同书设法搞定。

  同书抚苗,但苗提出要孙和蒙的人头,同书听后,竟也照办,孙闻言自杀,蒙被同书抓来杀掉,可他没想到,苗拿到两颗首级后,反而进入寿县城内,将孙家泰全家15口人、大到70多岁的老父、小到才3岁的孩子以及孙氏族人百余口老小,全部杀掉,一手做下“寿州擅杀案”。

  《凌霄一士随笔》提到,曾国藩对定远之逃早有不满,又见酿成寿州惨案,忍无可忍,起意奏劾。顾念其父翁心存尊为帝师,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投鼠忌器,如何下笔?初稿拟就,不满,想亲自动手,也颇费踌躇,恰好李鸿章来,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看完奏折,曾氏拍案叫绝:“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此言一出,无人敢施援手,想要说项者,无不结舌,待其稿入奏,立即革职拿问翁同书,初拟斩监候,因父病危,暂释归家,侍父汤药,父卒,服丧百日,仍入狱,改戍新疆,留甘肃军营效力。李鸿章一击而成,曾氏感叹:“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从此发迹,接了曾国藩的班。

  有人认为李鸿章也出自翁门,他的房师孙锵鸣,是翁心存的学生。据说,翁心存还让孙带学生来见他,一见李鸿章,就惊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之上!”所以,那篇奏折,不可能出于李鸿章之手。而翁同龢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记载,怀疑是合肥文人徐毅甫所作。其时,徐也在曾国藩幕僚中,可能参与了奏稿起草,最后,由李鸿章定稿。

  曾国藩让李鸿章来定稿是大有讲究的。对于翁同书的处理,对李是一块试金石,曾氏可以用它来试李,也试一试自己在朝廷的实力。作为皖抚,翁同书本应听从曾氏调度,但皖地颇特殊,清军据皖北以剿捻匪,湘军居皖南以平发乱,翁同书追随清军。当时,清军有两支马队在皖北活动,一支胜保马队,一支僧格林沁马队,名曰剿捻,实乃驰马江淮,遥指江南,控引金陵战局,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态势,居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格局,就等着摘桃子。翁同书也想背靠“黄雀”,紧跟“渔翁”,而且欲收编苗练为己用,做朝廷马前卒,做清军跟屁虫,结果清军误他而弃定远,苗练误他而屠寿州。

  正是在两军博弈的背景下,曾国藩让李鸿章来取舍,要他在两个师门之间选择,李跟曾氏走,他那一篇奏折,恰似投名状,要取翁家一颗人头。翁不怨曾氏,因为曾氏这么做,别无选择。而李可以选择,他可做可不做,做了就是踩着翁家往上爬,将师道尊严踩在了脚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在这场博弈中,不仅迈过了祖师爷,还眼看着左宗棠整了自己的老师孙锵鸣,而横竖不说一句话,直到左去世以后,他才出来说公道话,在《蕖田师七十寿序》里说:“先生之去官,鸿章方治兵,力能白其事。”但适逢战事,怕落下师徒党嫌,不敢为师明辨是非,至今思之,愧负!他还是没说实话,分明是两条路线斗争,还论什么是非?

  帝师拧成中国结

  曾氏路线胜利了,他挽救了朝廷,朝廷也就认同了他。但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束了吗?显然没有,翁同龢是认人不认线的。对于曾氏路线上的仁人义士、英雄豪杰,如左宗棠等,他都由衷钦佩。总之,翁还是一腔子书生意气,满脑子帝王意识,而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

  作为帝师,而且是两代帝师,父为咸丰帝师,他本人是同、光两朝帝师,这样一个以帝师为业的家族,会异化的,尤其他本人,为幼帝师,亦师亦父,把幼帝带大,在潜意识里,会不会搞错了家天下,而自居于帝王家呢?对他而言,不管你什么线,只有皇上,才是他的生命线。忠于儿子一样的皇上,与孝顺自己的父亲,在他的精神结构里拧成一个深情的中国结,如此这般子承父业,亲亲尊尊难免错位,师父角色与臣子身份交叉,理智虽能分辨,可情感老在拧,拧啊拧,拧出这样异化的人!

  清朝二百余年,帝师多矣,可谁像他那样,搞出一个帝党来收场?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家像他家那样,父子一气,连为帝师?那么小的皇帝,依偎在他怀里,那种亲密,就甭提了,如同父子生死相依。他眼看小皇帝成长,长过了自己的肩膀,长成了他的皇上。那么有朝气,那么有活力,犹如朝阳,发出热量,放出光芒,那样一双清纯的眸子,放射出美丽的渴望,那是一种建功立业的渴望,是一种为国为民的渴望,终于亲政了!

  皇上要大干一场,却不知有多少阴谋飞短流长,围绕在身旁,有多少欲望的暗礁纷至沓来,像螃蟹一样在脚下布防,暗礁中之最大者是北洋,螃蟹中之最大者是李鸿章。

  当年李欺师灭祖,而今,更是一副如梁鼎芬所说的“俨如帝制”的模样。连梁鼎芬那样才20来岁的年轻人,都说李鸿章“罪恶昭彰,有六可杀”,翁当然就更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李出手逼死了祖师爷,可他逢人便说翁同龢为“二铭”师,说得连王闿运都真以为他将“二铭”师抬到曾氏头上去了,王闿运始终就没搞懂,何以李鸿章越是称赞“二铭”师,翁就越是跟李作对。翁氏自认为,他不仅有着充分的理由,而且也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和能力,跟李作对。

  于君于父于兄,他都有应该这么做的理由。于君,他作为帝师,还管着户部,他要未雨绸缪,给皇上唱一唱“尾大不掉”的老调,用王朝史观培养的君臣谁不会唱?一唱百和,就提醒朝廷关注谁的“尾巴”大了,该向谁下手,为皇上清除“亚政权”的暗礁;于父于兄,他也要复仇。

  慈禧把海军衙门设在颐和园里,“以昆明易渤海”,抽海军的血来修园子。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腐败或有之,但她毕竟还是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苦撑了大清朝那么多年,还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腐败而将国防搞垮。她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老糊涂了?

  皇帝不清楚这一点,她可不糊涂,作为家天下的统治者,她心里揣着家与国,老要掂量它们孰轻孰重。女人本来就是家庭守护神,更何况她的家还是个家天下,在家天下里,孝是最高的政治,皇帝亲政,先要表一表的就是孝心,而孝莫大于安家,火烧圆明园之后,最要紧的是给太后安家。

  中国不差钱,给太后安个家哪会差钱?可太后说了,她可不能用国库的钱。这么一说,就不能动用经制内的钱,得用经制外的钱了。经制外,不是有海关税,还有厘捐吗?经制外大户,非李莫属,所以,李鸿章必须带头。本来,安家就安家,可以到处找钱凑钱,问题不大。可醇亲王偏要上个奏折,要在昆明湖里练水师,这样一来,修园子的款项针对性就很强了,不是安家,而是海防建设,理所当然得用海军军费。这么做,就得翁来配合,一个从后面掏空海军军费,一个在前面把着财政关口,再也不给钱。李不敢争,谁让他戴了三眼花翎,去做人家的家臣?谁让他“尾巴”大,让朝廷放不下?

  “尾巴”大了,那就割吧!帝师拧了个中国结,锁住了亚政权的命脉。

  一本讲政治的日记

  翁同龢在日记里,说奏劾翁同书另有其人,这也许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说李鸿章与此无关。事实上,他的日记修改过,因为清朝官员写日记,是要给人看的,所以要讲政治。曾国藩修身日记,就拿给倭仁看过,郭嵩焘海上日记,那本《使西纪程》,便是拿给朝廷看的,惹出了日记风波。翁氏日记,是准备拿来给人看的,甲午战争和戊戌事变后,翁氏为了避祸,将自己的日记做了一些删改。

  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清末金梁。据孔祥吉《金梁其人与<近世人物志>》,金梁以各家日记互读的方式,发现了翁氏日记删改的蛛丝马迹,金梁说,翁这样做,是因其戊戌罢归,多有顾忌,其中许多记载,自当讳莫如深,自取删缮,亦属常情,甲午之事,误入乙未,为一时疏忽。

  稍晚于金梁的黄濬,对翁氏日记,也有过怀疑,《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关“《蜷庐随笔》记甲午“翁同龢主战”一节,就以为翁氏丙戌十月二十二日日记里说,庆、醇二王深谈时局,一脸苦衷,有“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之语,谈后,醇王请庆王转告翁等,翁同龢显然在为自己开脱。事实是,这么大的主意,岂是醇王能拿的?

  醇王那篇恢复昆明湖练水师的折子,非深谙于史者不能为,也许就是由翁同龢捉刀代笔亦未可知。以修园子为名,将大局导向以昆明湖易勃海,如此“军机”原非醇王所能,慈禧虽有此心,却难以启齿,能知其心,且以“军机”行之者,惟翁氏一人而已,所以,庆、醇二王要请他入局。

  果然,翁同龢收拾李鸿章很卖力,连他的学生都看不下去,说甲午战败,翁要负主要责任。王伯恭是他的学生,在《蜷庐随笔》中就说,翁氏专门与李鸿章对着干,李要建海军,翁氏便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他明知海军军费都挪去修园子了,但战事一起,他就主战。王伯恭从天津跑到北京劝老师,翁还嘲笑他学生胆小。学生说,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是知彼知己的问题,明知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翁氏一笑,说:他李鸿章不是治军数十年,屡战屡胜吗?如今,他办的北洋海陆两军,不是如火如荼像他说的那样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怎会不堪一战呢?

  近人胡思敬,撰《国闻备乘》,其中有“名流误国”一条,提到了翁和李的一段对话,那是清廷被日本人打急了,慈禧害怕,问责于翁同龢,翁虽主战,但战到临头,却无主张,慈禧命翁驰赴天津,翁见李鸿章,先问北洋兵舰,李瞪眼看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待平静下来,才掉过头去,缓缓曰:师傅总理财政,平时请拨款便驳回,临事来问兵舰。翁回答说:管钱当然以节约为尽职,若确实需要,为何不反复申请?李说:政府怀疑我跋扈,您老奏我贪婪,我再嗷嗷不已,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翁语塞。

  李鸿章去世后,有鸣不平者,说甲午之战,突如其来,日本如恶丐乞讨,英、法、美汹汹,俄国虎视眈眈,举世皆言战,李鸿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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