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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航运的繁荣昌盛 隋唐时期直线到波斯湾
发布时间:2014-03-12 15:19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王月华         点击量:

核心提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是西汉司马迁老夫子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的一段话;“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是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里的一段话。

 

     东汉史家班固称广州是中原商贾发财地

  海上丝路持续两千年创造商业财富奇迹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是西汉司马迁老夫子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的一段话;“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是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里的一段话。由此可见,早在秦汉时期,我们心爱的广州城就已被深深种下了活跃的商业基因。更有学者考证,海上丝绸之路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富于冒险精神的先民在那时开始扬帆出海,开启广州成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大都会的先声。采写/记者王月华

  秦汉时期

  已成一大都会

  商贾纷至沓来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公元前100多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直至安息帝国(今伊朗),离古罗马帝国仅一步之遥,由此开通了横贯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初见端倪。据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研究员赵焕庭在《番禺是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一文中所述,按古越语,“番禺”(广州古称,读者不可等同于今天的番禺)一词即为古越人所指的“咸村”,有海港、市集之意,而史料中就有公元前400多年,中东巴比伦人到达南海进行贸易的记载,与此同时,古希腊史料中也有中国丝绸经海上输入的记述。根据这些史料,可以推测华南海上丝路或始于春秋末期,富于冒险精神的先民开始扬帆出海,开启了广州成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大都会的先声。

  关于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口到底在何处的问题,学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是徐闻,有人说是合浦,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广州是最早的始发港。然而,不管最早的始发港起于何处,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成为繁荣的贸易都会,却是公认的事实。

  《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记载,到了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笔下,广州更是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他们不远千里,从内地运来丝织品、金属工具和其他手工业制,换来珠玑、犀角、象牙,甚至波斯银盒、罗马玻璃等奇珍异品。由于这些奢侈品深受中原贵族的喜爱,生意回报十分丰厚(贵族对这些奢侈品的喜爱,从南越王墓的陪葬品中可见一斑)。班固说: “粤地处近海, 多犀、象牙,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虽说中国史家写书,向来没有版权意识,但班固却未照抄《史记》,可见在东汉时期,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中,已多了“银、铜”等金属制器,这些当时先进文明的象征,也正是从这里与丝绸一起漂洋出海,走向埃及、印度和古罗马。

  魏晋南北朝

  苏门答腊到广州 航程只需50天

  公元411年的一天,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境内一座寺庙内,来自中国的东晋高僧法显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因为他看到了来自故土的一把白绢扇,被人们当珍宝一般供奉于佛像之前,由此勾起了思乡之情,决定回国。

  西去取经时,法显走的是陆路。他从长安出发,经过敦煌,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走过茫茫大沙漠,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天竺,回去时,他决定搭乘商人的海船,先到广州,再返回中原。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中透露了这条著名的航线:从印度恒河口出发,至印度洋,驶经马六甲海峡,随后由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海,随后由爪哇海进入南海,最后抵达广州。据中南民族大学赵庆伟教授在《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于港市的繁荣》一文中所述,当时这条航线上,来来往往尽是来自中国、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岛古国,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的船舶。这些船舶“ 大者长二十余丈, 高去水三、二丈, 望之如阁道, 载六七百人, 物出万斛”。与汉朝时的船舶相比,它们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港到达印洋中的苏门答腊群岛,需耗时5个多月,而根据《佛国记》,当时从苏门答腊群岛抵达广州,只需50多天。

  远航无疑充满了危险,在没有指南针的年代,全依赖看星师观测天上的星宿,来确定航向,一旦遇到暴风骤雨,更是险象环生。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追逐财富与梦想的勇气,于是,作为海上丝路起点的广州,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成了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从《晋书》中的“广州包出大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到《南齐书》的“四方珍怪,莫此为先”,再到《梁书》中的“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一句句话都散发出强烈的商业财富气息。当时,也有不少搭乘商船前来中国传道的高僧,佛学在六朝时期达至极盛,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哲学思想走向。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广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

  隋唐时期

  全球最长航线 直达波斯湾畔

  公元594年,隋文帝杨坚下令修建南海神庙,这座矗立于古港码头前的宏伟庙宇,自此开始见证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应运而生。如果我们翻一翻世界史,就会发现,亚洲大陆的这一边,是空前盛大而开放的中华帝国,另一边,则是势力强大、注重商业的阿拉伯帝国,两大帝国强大的实力,心态开放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唐人与阿拉伯商人的聚集出现,使全球最长海上航线的开辟成为可能。按《广东海防史》所述,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曾详细描述过这条航线,这一记载如今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在贾耽笔下,这条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斯拉港。这条航线全程长达1.4万公里,是当时全球当之无愧的最长航线。

  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宗年间,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来自西亚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这里出入,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说法。

  阿拉伯商船沿着这条航线远道而来,中国商船也沿着这条航线扬帆而去。当时的唐船因技术含量高,安全性能好而驰名中外,高者有两三层,并安装深水探测设备。公元十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麦素提曾写下《黄金草地》一书,述说其在两地的旅行见闻。在广州附近,他看到“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阁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 满载着各自的货物逆流而来”,而在阿拉伯,他看到“中国之船直航至阿曼波斯湾畔之西拉甫(伊朗古港)、巴林、俄波拉和巴士拉”。

  宋元明时期

  关税年收入 动辄百万两

  宋朝海上丝路之发达,又胜过唐朝。要知道,当时的西域已为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把持,陆上丝绸之路早就有名无实,海运成为贸易的不二选择。公元971 年,宋军刚刚攻克广州,宋太祖立即下令在广州重建市舶司。市舶司的建制始于唐代,类似于现在的关税机构,它为朝廷带来了极其丰厚的收入。按《宋会要辑稿》,公元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动以百万计”,远胜“取之于民”。

  瓷器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几乎驰名亚非拉。宋代《萍洲可谈》一书留下了当时远洋船舶的记载。海船大多“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 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 便知所至”。

  先进的海航技术使商船如虎添翼,宋瓷的海外市场得到相当大的扩展。据专家研究,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宋瓷的踪影,深受各国贵族的追捧。比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就曾把40 件龙泉青瓷送给大马士革的苏丹诺尔丁,以此表达最珍贵的礼仪。

  发达的海外贸易也大大促进了广州内外港码头的建设。当时,广州海运的外码头有扶胥和屯门两大古港,内码头有光塔和兰湖里,各码头帆影簇簇,一派热闹景象。

  另据学者考证,到了明朝,广州的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广州-欧洲及广州-日本这三条远洋航线。

  明末清初广东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广东新语》里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大赢利”自然带来大大的热闹繁华,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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