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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两湖余韵 开三镇新风:湖北国学馆办学历程
发布时间:2014-01-02 11:26       文章来源:光明网 [微博]       作者:孙劲松         点击量:

核心提示:湖北国学馆于1923年在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校内创设。

传两湖余韵 开三镇新风——湖北国学馆办学历程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全景图

  湖北国学馆于1923年在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校内创设。国学馆沿袭了两湖书院经、史、文、理四科的专业设置,湖北宿学之士如王葆心、黄季刚、姚晋圻、刘凤章均在馆内任教,培养出徐复观等杰出人才。惜于时局动荡,国学馆于1926停办。孙劲松老师的文章系统梳理了湖北国学馆的历史溯源、办学历程及武大国学院与其的传承关系。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社会各界人士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国学热”当中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势而为,适时地复建两湖书院与湖北国学馆,使之成为面向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普及传统文化、提升道德素养的场所,与武大国学院等数所高校国学机构相得益彰,势必会于武汉三镇形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当代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郭齐勇

  武昌是个与“国学”有着特殊渊源的地方。在梁启超、章太炎于日本提出“国学”之前,张之洞就在这里率先用“中学、旧学”这一概念总结中国传统学术。1898年,其在《劝学篇》中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该书对于以经学为核心、经史子集兼顾的“中学、旧学”有着明确的论述,这与后来章太炎等人所说的“国学”概念基本一致。

  20世纪20~30年代,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专等纷纷成立。武昌作为近现代国学的肇兴之地,自然不甘落后。1923年,湖北教育主管部门推动湖北当局设立了“湖北国学馆”,地址在武昌东厂口武昌高师校内(今武昌蛇山湖北省老图书馆一带)。

  一

  1889年7月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1890年即在武昌主持建设了两湖书院,张之洞对书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吸引了各方名流来书院任教。近代著名学者梁鼎芬为首任院长,继任者有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等。12年间,两湖书院弘扬国学、接纳西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使两湖书院成为武汉地区自北宋以来影响最大的书院。黄兴、唐才常、章士钊、王葆心等都曾是两湖书院学生。1893年,两湖书院的课程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另设算学、经济两门为兼习课。1896年,书院增设部分西学课程,但作为国学核心内容的经学、史学地位并无动摇。在兴办学堂、废除书院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列出五条办学堂的原则,第一条就是“新旧兼学”。为“保存国粹”,纠正新学堂过分西化的弊病,1905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存古学堂”,以保存古代文化、培养国学师资。

  民国初年的湖北教育界有新旧两派势力。旧派以前清举贡、两湖书院和存古学堂的毕业生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为主,两派互争长短,各不相让。教育当局为调停两派,便建议湖北督军肖耀南在现有新式高校的基础上,再出资创设“湖北国学馆”。聘请与两湖书院肄业生、著名方志学家、武昌高师教授王葆心为馆长。据湖北国学馆首届学生徐复观在《王季芗(葆心)先生事略》一文中的回忆:“十二年(1923年)秋,湖北创办国学馆,……(王葆心)先生分课程为经、史、文、理四科,日与诸生讲贯讨论,一复宋明书院讲学之遗规。”湖北国学馆的另一位校友、湖北黄梅籍的涂寿眉也指出:“国学馆大致沿袭张文襄公所办的两湖书院之制度。”(涂寿眉:《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

  二

  在王葆心主持下,湖北国学馆延请了著名学者黄侃、黄福、姚晋圻、刘凤章、李希如等人出任教授,汇聚了一支强大的师资阵容。徐复观曾回忆说:“(民国)十二年秋(1923年),湖北创办国学馆,执教者皆一时耆硕”。(徐复观:《王季芗(葆心)先生事略》)

  关于国学馆的办学理念,王葆心在《国学馆馆章草案》中指出,湖北国学馆要以“昌明国学、内存国性、外美国风,促文化之进行为宗旨”。围绕这一宗旨,湖北国学馆在教学、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各方面具有建树。

  其一,教学。湖北国学馆体现了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制度相结合的特点。馆中有内课生和外课生之分,内课生又分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本科则分经、史、理、文四科;外课生被甄录者,按月应课,以一年为限,次年另行甄录。内课生指的是住校的学生、三年制,而外课生则是武汉本地的走读生、一年制。涂寿眉回忆说:“我与徐先生均为内课生,内课分经、史、理、文四课……外课生为武汉三镇学人,其中有前清举人、选拔等,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录取。”(涂寿眉:《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1923年夏秋之交,湖北国学馆正式开馆,举行招生考试,有3000多人报考,盛况空前。武昌高师当年招收了128人,国学馆首届招收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作为武昌高师的挂靠机构,人数应该不会太多,被录取者都是百里挑一的俊杰。徐复观在《我的教书生活》中记载:“参加考试的有三千多人,我的卷子是黄季刚先生看的,他硬要定我为第一名。他在武昌师大和中华大学上课时对学生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人。’当旁人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是得到鼓励,而是心里又抱愧又好笑。”国学馆的办学条件比较优越,为每个学生提供自习室。学馆每月合内课、外课生考试一次,规定三日三夜作文两篇,或一文一诗。凡考取第一名者,发奖金三十银圆。

  其二,学术研究。王葆心把国学馆的学术研究责任分为两种。国学馆对于自身(指湖北本省)的责任有六项:“一、赓成未编竟之本省通志;二、编成前此本省未有之文征、诗征;三、搜聚刊布吾乡先正未传世之遗书遗文;四、兼及外省人有关吾乡文献之著述;五、设储藏图书室,而以吾乡先民著述陈列为其中一部分收入;六、立国学研究会以倡导热心国学之士。”国学馆对于全国的责任分为两项:“一、编辑教科书暨讲义,以辅助教育界之进行。二、刊发国学杂志及演讲集,以普及国民尊重微言之思想。”徐复观回忆其老师刘凤章“在省立国学馆讲授《周易》时,将数十年研究积累所得,写成《周易集注》一书,于民国甲戌岁(1934年)由一师的几位同学印行。”(徐复观:《忆念刘凤章先生》)这可以看成国学馆对于全国“编辑国学教科书暨讲义”的一个成果。

  其三,社会服务。湖北国学馆在正规高等教育之外,又面向普通大众开设国文讲习班。王葆心在《国学馆附设国文讲习班招生简章》中写道:“本馆之设,最要在保存吾国道德。……吾国道德宗旨散见群经,微言大义,炳若星日,……今则科举废学校兴,然又重艺轻道,好奇者昌言废经,……《论》《孟》几束高阁,以致道德堕落,人心凉薄,风俗颓败”,因此,很有必要创办国文讲习班,服务社会,面向民众传播国学,培植国民道德精神,反映出其具有深重的历史责任感。

  三

  湖北国学馆的好景不长,举办两年后就陷入各种利益纠葛之中。1925年,王葆心在一封信中说:“不料开馆以来,虽不无讲学之同志,而中间杂以竞私营利之流,所谋遂日归摧败,中间岌岌几废,经绵薄极力支撑,仅获保存。惟经此一番变革,元气大伤,生徒云散,日入悲境。”(转引自叶贤恩《王葆心传》)徐复观也在此时退学,经刘凤章介绍到汉川县维新小学任教。

  国学馆内部的利益纠葛使得该管元气大伤,遂于1925年秋天停止了招生。1926年2月,国学馆的创办和出资人湖北督军肖耀南突然去世,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了北伐的中心,北伐军中许多人视国学为消极力量,1927年4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缉“著名学阀”,国学大师章太炎名列第一,他的家产被浙江军政府没收。同年,湖南的经学专家叶德辉被农会处死。湖北国学馆长王葆心也一度有其被殴打致死的传言。1927年6月,王国维先生沉塘自杀后不久,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启超认为,湖北国学馆馆长被处死的传言成了王国维自沉的重要诱因。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高师、武昌大学的基础上,建设武昌中山大学(亦属武汉大学前身),董必武任筹委会委员。他与王葆心私交甚好,王葆心在武昌中山大学继续任职,192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武汉大学教授,抗战后避居故乡罗田,卒于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董必武也拟了“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的挽联表达哀悼之情。

  四

  湖北国学馆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教学、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属于湖北省政府出资设立的省立高等教育机构,但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的前身)为其提供办学地址,主要教师和负责人王葆心、黄侃等也同时担任高师教授,说明湖北国学馆与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余年后,武昌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于2001年再开风气,设立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个国学专业,并于2010年成立国学院,亦是对张之洞、王葆心等先贤开创的武昌国学文脉的承续,从学术精神传承的角度,湖北国学馆似可作为武汉大学国学院前身看待。

  反观民国时期湖北国学馆和各地国学教育机构,大都是宏大开局、草草收尾,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政局动荡,民生艰难,无力维系国学教育的开支;其二是管理不善,没有严格的人、财、物管理制度,导致趋利之徒混入其中、惹是生非;其三是思想冲突,国学与各类新思想相互批判,许多人反对国学教育。

  本世纪以来,新的一轮国学热逐渐升起。鉴古而知今,要想让国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发扬光大,首先明确一点,只有国运昌盛才能保持文运的长久;其次,国学教育机构要洁身自好,围绕弘扬国学这个大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不要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其三,国学研究者不能食古不化,更不要妄自尊大,要主动把国学的优质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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